“玛利亚·谢弗索娃的这本书，敏锐而具有启发性，描述了小剧院如何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如果读者和我一样相信表演集体是引导戏剧艺术通往巅峰的途径，他们就会被本书的描述感动并鼓舞。对于那些尚未接受这种观点的读者，本书或能使他们意识到这一观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即便仅仅记录下这样的剧团存在，这样的事可能发生，本书也算得其所哉。经济环境可能威胁到小剧院的生存，尽管我们都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实地讲，这样的剧院商业前景黯淡，而且要求参与者长期的专注和奉献。其生存有赖于政府的支持，也要求剧团心无旁骛。并非所有的演员和导演都能做到这一点。但英语世界一定会出现对戏剧艺术的真正敬重—这样的口号已经喊了不少，投资建立一个堪与小剧院媲美的组织。玛利亚·谢弗索娃精确地描述了这个组织的形式。在新世纪之初的动荡年代，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戏剧著作。”——西蒙·卡罗

列夫·多金和他的《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第一部分标题为“聚散”，由两幕组成。作品开头舞台中央一面原木墙代表农民小屋（izba）。考切尔金设计的这面墙在剧中贯穿始终，可旋转和升降。开场时，纪录片影像投射在木墙上。影像中出现凯旋的士兵、欢迎的人群、笑脸、鲜花、亲吻和欢呼。苏联时期的进行曲热闹而有活力。进行曲在第一部分反复出现，标志关注点、时间或事件的更迭，在痛苦的时刻则如同画外音，使情感带上些许悲悯的讽刺。接着一段语音压过音乐。这段语音节选自斯大林1941 年号召苏联人民打败纳粹侵略者的著名演讲。

《多金和圣彼得堡小剧院演出是怎样炼成的》

【英】玛利亚·谢弗索娃著 黄觉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年5月版 定价68元

    木墙升起，一群村民冲向前台，欢迎自己的英雄。另一些村民穿过观众席上场。这群村民里有两个儿童。台上充溢着欢声笑语和舞蹈。然而这个场面只是虚晃一枪。观众以为舞台上在欢迎佩卡希诺村的英雄，结果欢迎的对象实际上是两位青年—米什卡和叶格尔沙。他们在伐木场干了一冬，为国家伐木。像这样把两三件事搅在一起，暂时扰乱了观众的思维。作品正是以这种方式同时展开多层行动，而不是沿着单一的直线发展。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多金在排练中采用的叠加法（layering method），将不同的层面结合或分割，展现创作的不同瞬间和不同过程，作品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型。

《兄弟姐妹》，天津，2017年。摄影：钱程

    故事发生在1945 年春天。开头引用的斯大林1941 年的演讲，加上庆祝胜利的影像，指明了故事的时间、地点和文化空间。舞台上约有四十余人，大部分主人公都在其中。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最小的角色对于整体品质而言也显得不可或缺。不过，几位主要角色构成了叙述主线。这几位是普里亚斯林家的：米什卡，米什卡的母亲安娜和妹妹丽兹卡；佩卡希诺村“新生活”集体农庄主席安菲萨；地区委员会代表贾尼切夫；后来娶了丽兹卡的叶格尔沙；以及年轻的烈士遗孀瓦尔瓦拉。另外两位主要角色—格里戈里和佩尔申，在第二幕出场。米什卡自己还是个大男孩，但父亲战死疆场，五个孩子的家庭重担落在了他肩上。他很快要失去朋友叶格尔沙。叶格尔沙厌倦了佩卡希诺村的赤贫和艰苦的劳动，要到城里去找工作。米什卡和瓦尔瓦拉相爱并发生了性关系。瓦尔瓦拉比米什卡年长，村里人都说是她勾引了米什卡。他们羞辱了她，安菲萨把她赶出了集体农庄。米什卡则被送回伐木场。安菲萨失踪的丈夫格里戈里忽然归来。安菲萨说忘不了他过去的毒打，并且爱上了到佩卡希诺村来养伤的伊万·卢卡申。她要等卢卡申。格里戈里和瓦尔瓦拉结伴进城。这些情节是米什卡在森林里伐木时听一位村民讲的。贾尼切夫痛感集体农庄的凋敝，认为安菲萨要为此承担责任，提出由当过军官的佩尔申接替安菲萨的工作。尽管安菲萨在战争期间拯救了佩卡希诺村，使之免于饥荒，但集体农庄的人还是把票投给了佩尔申。米什卡坚定地反对安菲萨，因为安菲萨拆散了他和瓦尔瓦拉。

《兄弟姐妹》，天津，2017年。摄影：钱程

    第二部分“十字路口”也由两幕组成。这一部分开头使用了《库班哥萨克》（Kuban Cossacks）中大丰收的场面。这部宣传片拍摄于1949 年，在全国各地播放，以激发国民对集体农业的信心。此时，作品已明确揭示了政治宣传与农民现实的脱离，“新生活”的居民尽管有美好愿望，坚韧隐忍地付出了巨大努力，仍无法把许诺给他们的好日子变成现实。五年过去了，安菲萨和卢卡申结为夫妻。卢卡申成了集体农庄的新领导。

《兄弟姐妹》，天津，2017年。摄影：钱程

    丰富的细节使故事变得复杂，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佩卡希诺村的贫困：男人被强行派往森林中的伐木场，农田因此搁荒；官员为了完成生产计划，提出毁坏农田的耕种方法；农机陈旧败坏；新建的牲口棚还没封顶，盖房的工人就因拿不到工钱甩手不干了；打下的粮食被国家拿走，分配到别处；女人不停地干活，播种、收割，什么都干。作品始终强调女性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作用。男人们屈服于统治着集体农庄的官僚，女人却敢于直言不讳。剧中的事件还包括村民不愿把少得可怜的积蓄交出来购买国债；包括米什卡在内的村民指责曾经被关入战俘营的退伍士兵装病，而士兵最终被城里的医院诊断为癌症并死在了医院；关于共产主义和“人民公敌”的空谈；饥饿、疲倦，关于集体农庄为什么搞不好的讨论，问题究竟出在战争还是国家政治。

《兄弟姐妹》，天津，2017年。摄影：钱程

    或长或短涉及各种敏感公共话题的片段拼接在一起，构成整个作品。个人事件与大政治气候相交织，但形式上绝无说教。对话中最直接反映苏共意识形态的部分，也绝不“生搬硬套”以哗众取宠。所有的政治批判都从相关的片段中自然显现，特别是从片段的相互关联中显现，每个片段的完整意义都在其相互关联中逐渐浮出水面。同理，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虽然密切关联，但个人生活并不因此而简化为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并不因此而成为一切行为和行动背后唯一的因果规则。个人生活中还有道德和各种复杂的、半隐半现的动机，这些动机背后则是多金称之为“人心”的东西。

《兄弟姐妹》，天津，2017年。摄影：钱程

“人心”会产生爱和勇气，也会导致背叛和恐惧。作品中显示出人心的不同色彩，使人最终看到“心”和道德感的有无与政治大环境共同发生作用。叶格尔沙回村，告诉大伙儿城里的日子比较好过。他和丽兹卡打情骂俏，在第二幕结尾时娶了她。建牲口棚的人没等封顶就罢工了，去蒸汽轮上卸货以换取报酬。卢卡申惧于这些人内心深藏的怨气，决定给他们每人发15公斤粮食，想以此挽留他们，尽管这本身并不合法。叶格尔沙不让发粮食，并且为了巴结上级，把这事告到了区政府。卢卡申遭到逮捕。米什卡找村里人签名保他，可村里人除了丽兹卡都不敢签这个名。丽兹卡不顾叶格尔沙的反对，坚持签了名，并说与其昧着良心活下去，还不如死了好。这是全剧最接近于“说教”的一句话。叶格尔沙离开了她。同时，安菲萨在城里听瓦尔瓦拉说她依然爱着米什卡，承认自己毁了瓦尔瓦拉的生活，并请求她宽恕。她自问“我们为什么要互相倾轧？”“为什么不能相帮着活下去？”这两个问题在全剧结尾时愈加振聋发聩。米什卡和丽兹卡是《兄弟姐妹》中的道德楷模，但米什卡的生活支离破碎。《兄弟姐妹》对一个声称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更加团结的政治下的生活鞭辟入里，无怪乎成为言论开放的先声，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仍属激进。

作品结尾时引用了1958 年的电影《雁南飞》（The Cranesare Flying），影片的主题也是展望未来治愈战争的创伤。佩卡希诺村的人聚在代表村口的两扇圆木钉成的大门旁，听大雁飞过天空。大雁象征着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它在幻灭中遭受打击，然而没有被摧毁。大雁的叫声使人联想起《房子》的结尾。多金的剧作常常互相引用，产生了巴赫金所谓的“对话关系”。

本文节选自《多金和圣彼得堡小剧院演出是怎样炼成的》，题目为编辑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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