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南音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南音历史溯源以及传承发展的研究成果就相对匮乏了。近年来陆续被发掘的明清南音历史传本，成为还原南音发展历史事实的重要途径。《明刊三种》《袖珍写本道光指谱》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是近年来陆续被发掘的明清南音历史传本，《明刊三种》（三种明代南音文献《满天春》《钰妍丽锦》《百花赛锦》）是目前发掘到的最早的南音文献，也是目前所见明代唯一的南音文献。

迄今发现最早的南音手写本《袖珍写本道光指谱》谱式

1604年发行的《明刊三种》第一种《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简称《满天春》）卷末

1715年始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百花赛锦》与《满天春》和《钰妍丽锦》有所不同的是，其曲词的右旁或周围都以小圆圈表明排号，个别还穿插“×”号，与《文焕堂指谱》《泉南指谱重编》的某些曲目类似，南音界把这种只有曲词和撩拍记号，没有工ㄨ谱字、琵琶指法符号的谱式叫做“圈撩”谱。

《明刊三种》第二种《钰妍丽锦》扉页（左）、第三种《百花赛锦》扉页（右）

同于1753年始藏于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

“如果有人问我，代表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理想是什么？我将会立即回答：首先是曲牌。这不仅因为它在中国音乐中无处不在，而主要是其中所蕴含的‘思维框架’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征。”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的回答道出了中国传统曲牌的内涵和真谛。

曲牌，这个积淀着几千年来中国音乐传统的特殊名词，体现着中国传统音乐特有的、典型的创作模式、思维模式和审美模式，承载了具有古老历史的中华民族独特的音乐观、审美观。自隋唐形成曲牌以来，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曲牌音乐已经成为它的主要音乐表现形式之一，曲牌自身的形成发展轨迹也成为汉族传统音乐的主脉。

南曲的主奏乐器“南琶”

南音，作为一种以曲牌为主要音乐表现形式的乐种，曲牌的特征决定了乐曲的主要特征，在南音构成要素管门、撩拍、滚门、曲牌、曲名之间，“塔式结构”体现出了各要素数量间由上到下递增的关系，相互关联及限制关系的逐渐细化趋势。同时，还由“塔式结构”引申出南音乐曲分类法。

南音曲牌体音乐构成要素所构成的“塔式结构”

南音是长期在民间传播和传承的乐种，因此其规范性和规定性远远不如南北区的格律和规范性的严格程度，再加上年代久远、几经时代和社会变革，南音尽管幸免于难保存了下来，但也佚失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和传统，造成现今许多难解之谜。

《明清南音传本曲牌研究》

张兆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年2月版　定价68元

作者简介：

张兆颖，文学博士，副教授，师从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博士生导师王耀华教授。主持在研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福建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等。